失去杜兰特引发蝴蝶效应 勇士进攻如多米诺骨牌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有助于加强宪法实施与监督, 有助于建立立法与宪法监督职能综合协调、整体推进的新机制, 提高合宪性审查的实效性, 有效解决宪法争议和违宪问题。

[10]韦德认为，根据《1911年议会法》所制定的法律，应当被归为议会立法，这被亚瑟·古德哈特（Arthur Goodhart）所质疑， 他的质疑为48年后的《2004年狩猎法》（Hunting Act）的颁布所证实。他们在1943年结婚并育有二子。

六 伟大与美好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这在1972年后讨论英国在欧盟中的成员地位之法律含义的争论中，尤为明显。前任院长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并没有劝服足够多的教员同意章程的变更，在韦德就职后，这一问题很快就摆在了学院管理层的面前。[9]因此最终是法院决定了主权所在。他在土地法与行政法上的专长增强了牛津大学法学院的实力，他曾在《法学季刊》（Law Quarterly Review）上大量发表论文，随后由学院院长亚瑟·古德哈特任主编，韦德所著的新书《行政法》则成为赫伯特·哈特极富影响力的Clarendon法律系列丛书中的经典之一。

而丹宁勋爵，动摇但并未被韦德的辩论说服，也同样谦逊地坚持认为在法院宣布无效之前，它还是有一定法律效果的。他曾与同事谈及，这是他最后一次搬家，他希望毕生都留在牛津。[26] 第二个也是更为重要的途径是要求被提请审查的规范必须具有裁判上的重要性（Entscheidungserheblichkeit）。

而规范审查程序依据宪法规范来审查普通法规范，处理的是两种规范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不同于典型的司法裁判活动，比较符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性质。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除个别年份外，庭和三人小组审结的案件数量大致相当。[30] 结合以上两点，实践中绝大多数的宪法诉愿都是裁判宪法诉愿。

这有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个层面，实践中出现的许多违宪问题，实际上只涉及适用违宪，而非法规范违宪。在此种制度下再设置事前审查程序，恐怕就只是对审查资源的浪费。

全国人大似乎也接受了这一意见。比如，法国宪法委员会仅有的三种程序类型均属于规范审查，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实践自然也应从规范审查开始。而且，《立法法》已经建立了初步的规范审查机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也比较容易展开。更关键的是，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机制以维护宪法秩序、确保法制统一为主要价值目标，而规范审查正是最符合这一功能定位的程序类型。

[17] 就此而言，相当一部分抽象规范审查所针对的合宪性疑虑，并非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而只是立法过程中已经出现的争议的延伸。共有58件抽象规范审查程序是以合并审理、撤回等其他方式结案的，另有个别程序尚未审结。但因为几乎所有的法律——尤其是在涉及概括性条款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情况下——都存在解释空间，所以，在大部分裁判宪法诉愿中，宪法法院都只会判定裁判违宪。这是因为，第一，规范审查是合宪性审查的核心，无论何种类型的合宪性审查制度，都必然包括规范审查程序。

因为即便宪法法院判定该规范违宪，该案件同样会因前述程序瑕疵被驳回。总之，希望选中的程序类型在建立后能够真正适用，落到实处，以实践带动促进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完善。

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抽象和具体规范审查仅针对立法权（法规范），宪法诉愿程序实现了对所有国家权力——尤其是对司法权（法院裁判）——的合宪性审查。而根据《宪法法院法》第80条第2款，普通法院法官在提请审查之时还必须证明法院的裁判在哪些方面及何种程度上取决于该规范的有效性。

尽管可以对所有三种权力进行审查，但在具体程序构造上，宪法诉愿具有补充性，首先要求穷尽法律救济途径（《宪法法院法》第90条第2款第1句）。因而，对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法官逾越宪法界限进行法的续造。就司法机关以外的主体而言，这其实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借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经验，讨论未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设置的合宪性审查程序类型。成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只是确定了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接下来还要建立健全合宪性审查机制，并协调合宪性审查与宪法解释、备案审查、法律草案审议等其他制度的关系。

由两庭审理的只有17件，其中驳回8件，支持9件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例，《宪法法院法》第13条列举了多达21种具体程序类型，除规范审查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机关争议、联邦与州之间的争议、宪法诉愿、宪法保卫程序（总统弹劾、法官弹劾、剥夺基本权利、政党违宪禁止）等。

具体规范审查实现了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法院的联动，是比较有效的程序类型。这是因为提起宪法诉愿必须主张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且必须是针对自身、现时、直接的（selbst, gegenw#228;rtig und unmittelbar）侵害。

宪法诉愿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宪法，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宪法修正案》第44条第2款、《宪法》第70条第1款）。在裁判宪法诉愿中，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主要是司法裁判，但也有可能包括法规范。

第一，机构权威上的挑战，即如何既确保宪法法院相对于普通法院的权威，又不影响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第二，审查范围上的挑战，即如何防止宪法法院异化为超级上诉审法院？第三，案件数量上的挑战，即如何防止宪法法院负担过重，进而导致诉愿审理周期大幅延长？ 就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而言，如果希望引入对裁判的合宪性审查，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挑战，还必须回应一些由审查主体引发的新问题。[1] 尽管与该提议相比，此次修宪选择了改革成本更小的更名方案，但毕竟是迈出了合宪性审查制度建构的关键一步。第一个要素是具体，在具体规范审查中，合宪性问题是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出现的，该案件争议虽然不是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但为合宪性审查提供了材料和语境，审查机关可以据此解释评价系争规范并进而判断论证该法律到底是否合宪。在上述两种程序之外，与规范审查相关的程序类型还有宪法诉愿。

另有80件被诉愿人撤回或以其他方式结案。因为即便宪法法院判定该规范违宪，该案件同样会因前述程序瑕疵被驳回。

但在我国的语境中，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将会面对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案件太多，而是案件过少。其中最核心的一项工作，是设计建构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类型。

而在其他模式中，无论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法国宪法委员会，还是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规范审查程序中，都只是抽象地审查法规范的合宪性，而不对具体案件争议做出裁决。第一个途径是合宪性解释优先，即要求普通法院法官首先对系争规范做合宪性解释，只有在根据公认的解释原则无法得出任何正当且与宪法相符的解释时，[25] 才能认为该规范违宪并提请具体规范审查。

但关键的区别在于，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对审查规范和废止规范的权限进行了分离，将后者集中于专门的合宪性审查机关手中。合宪性审查是一套科学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有鉴于此，对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未来的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建议：第一，既允许当事人提出合宪性异议，也允许法官依职权提请审查。[3] 虽然审查主体设置的不同，必然会对程序类型的具体建构产生影响，[4] 但比较法上的经验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任何人，只要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了公权力的侵害，在穷尽其他法律途径仍不能得到救济的情况下，均可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宪法诉愿案件的庞大数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1951年成立到2017年底，联邦宪法法院共审结了220816件宪法诉愿，占宪法法院已审结案件总数的96.6%，总体诉愿成功率为2.3%。

摘要: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重心应当转向程序类型的建构。法国《宪法》第61条规定了两种事前审查程序，在法律表决通过之后、公布生效之前，对组织法和议会程序规则进行强制审查，对其他法律基于申请进行审查。

[15] 过去十年间，有五年宪法法院未收到任何抽象规范审查申请，其余年份多为2、3件。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要排除的只是针对个案裁判的宪法诉愿。